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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迅速普及和壮大，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各国政府如何借助数字工具来施政成为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和研究课题。黎巴嫩大学副研究员拉妮亚·法克霍利（Rania Fakhoury）博士于2017年3月19日在国际新闻深度评论网站“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刊文指出，社媒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各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改善服务和塑造形象，又可能被当作一种传播谣言、引发动乱、助长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工具。若要更好借力社媒，各国政府应更好地与民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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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社交媒体能够改善世界政治吗》

编译：周岳峰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2010年曾经说过，随着社交媒体迅速将更多的私人信息带入公共领域，隐私不再是一项社会规范了。但是，它对于各国政府、公民以及民主的行使意味着什么呢？

唐纳德·特朗普显然并不是首位使用自己的推特账号作为一种既宣布政策又影响政治气氛的工具的领导人。社交媒体对战略性政策提出了新奇的挑战，而且已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所面临的一个管理问题。但是，社交媒体也为公众参与政府事务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许多人认为，社交媒体技术的崛起可以给予公民和观察人士一个更好的机会，辨认出各国政府及它们政治的各种陷阱。在接受社交媒体的作用以及各种消极或积极的反馈对它们所推行项目的影响的同时，各国政府也正在通过传播编造消息等方式利用这个工具，使之变成为它们的优势。这种过多的表达和言论自由可以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项触发变革的工具

社交媒体包括了诸如脸书和Google+等社交网络应用程序，诸如推特（Twitter）、博客（blogs）、视频博客（vlogs）、维客（wikis）等微博服务，以及诸如YouTube和Flickr等媒体分享网站。作为一种协作和参与式的工具，社交媒体将各个用户相互联系起来，并且帮助塑造不同的社群。社交媒体在向公民传递公共服务价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还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帮助人们参与政治和决策，使得各种过程变得更容易理解。如今，世界上每五个国家中就有四个在各自国家门户网站上设置社交媒体功能，以促进政府与本国公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虽然对于此类工具的有效性或者是否被充分利用，我们并无任何信息，但是，这些国家当中有20%的国家显示它们已经“产生了新的政策决定、法规或者服务”。　　

若是善加使用，那么社交媒体就可以成为一项推动政府政策和服务方面各种变化的有效工具。人们可以使用它来防止腐败，因为它是接触公民的直接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腐败往往与缺乏自动化流程或者支付透明度的政府服务有关。英国在此问题上可谓一马当先。该国反腐创新中心旨在将包括民间社会、执法和技术专家们在内的几个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凭借社交媒体，各国政府可以改善和改变它们与本国公民之间沟通交流的方法，公民甚至可以质疑政府的项目和政策。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一项与迁移有关的修订法例于2017年1月初生效，它强迫业主们立即登记居住在他们房子里的所有人员，否则从2017年2月起将开始处以罚金。公民们对于这项要求并没有做好准备，于是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愤怒。起初，哈萨克斯坦政府并未理会这种反应。可是，随着经由各种社交媒体所宣泄的愤怒激增，该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并推出了一项新服务，以方便临时居住者们登记。

如何塑造政治话语

越来越多的数字服务机构吸引了公众，并且鼓励他们在社会上变得更具有责任心，以及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投入。但是，许多国家政府对该项技术（更具体地说即智能媒体）对公民们政治参与所发挥的威力极为警惕，它们开始对脸书、推特和瓦次普（WhatsApp）等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展开审查。中国、南非以及其他国家纷纷颁行规范社交媒体领域的法律。

社交媒体的主导地位允许公民们快速获取政府信息，不过，这种信息合法性可能无法获得验证。在这种情况下，在公民们的头脑中所形成的原生形象将会受到影响并被改变，并且将会形成一个诱导形象，不管这种诱导形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例如，眼下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都跟一条来自于维基解密的声称中情局可以进入苹果手机和三星电视等智能化电子装置暗中监视个人的推文有关联。一系列爆料导致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2016年10月发现他的互联网接口被厄瓜多尔政府切断了。对于阿桑奇的支持者来说，这一举动危及他们认为的真相之声。维基解密时常将大量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极为敏感的信息扩散到公共领域。

日前，Facebook上出现一起凶手直播杀人的视频。

另一些人则指出，机密信息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因为它也许会危及生命，并可能遭到误解。2011年，社交媒体对于发生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的方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得那些国家的抗议者能够一起分享信息并揭露本国政府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这引发了一种导致民众大规模骚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政府随后做出了反应，设法对社交媒体施加严厉的限制，加强审查制度并且发动宣传攻势加以反制。

长期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未经审查的信息已经引发了公众不满的浪潮。公民们利用社交媒体与不同群体聚会和互动，而其中一些接触已导致了具体的行动，不过，由此所导致的这些行动并非总是发展为积极的变化。连同政治不稳定和国内恐怖主义，埃及和利比亚在最近几年里依旧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触发“阿拉伯之春”社会运动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并未能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从专制转向民主。

巴西是一国政府未能对一次大规模社交媒体爆发做出适当反应的典型。2013年6月，人们纷纷上街抗议公交涨价，该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将他们的愤怒和愤慨引向动员各种网络和赢得支持。巴西政府并未明白“信息就是人民”( the message is the people)。虽然这场被有些人称之为“热带之春”的骚乱在几个月之后就相当突然地消失了，但是它对巴西的政权造成了重大的、破坏性的影响，最终导致鲁塞夫总统于2016年年底被弹劾以及巴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如同发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国家的情况一样，在巴西，社交媒体的使用并没有带来经济改善。巴西已陷入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到12.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利用社交媒体平息军事政变。

为了破坏某个组织或者某个国家的稳定，社交媒体也被用来扩散和传播各种“假消息”。这种做法表明了各国政府是如何运用沟通艺术以便将特定的事实引导传达给本国公民或者全世界的。例如，在美国最近举行的这次总统大选期间，据报道克里姆林宫（或者其代理人）操纵社交媒体，用以传播“假消息”以及散布有利于特朗普的讯息。这种数字假信息活动的目的是动摇美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为了改变这场美国选举的结果。

社交媒体也为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公民活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社交媒体可能已被用于诸如推翻当政者、散布诽谤之词、干涉别国内政等各种极端目的。但是，它依旧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技术工具，各国政府可以使用它来记录和了解本国公民的各种需求和偏好，而且可以在各个政府机构发展公共服务这一过程的开始就主动接触本国公民，了解后者的主张和想法。

一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会问：“我们如何能够使得社交媒体适应于我们推行电子服务所采用的方式，随后设法相应地塑造我们的政策呢？”不过，它们若是问：“社交媒体如何可以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之前从未采取过的方式行事？”——即其决策应该与民众合作，那么它们将是更加明智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6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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